■ 胡彩娟
站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收官的历史性节点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这是新阶段对于对口支援、定点帮扶、东西部协作等系列举措的再提升、再迭代。
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是目标，区域联动发展是路径，民族地区发展是最大困难，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是如何带领民族地区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联动发展之路，其关键是如何实现资源产业的跨区域适配。
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共生：区域联动发展具有优良传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我国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有着优良的传统，最早开展帮扶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沿海支援内地，包括西部落后地区和边疆省区；作为国家政策，正式提出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所明确的“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对口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国家统筹的跨区域政策性行为，核心在于财政资源的横向转移，实质是一种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府际协作和跨域治理中的“政治性馈赠”，是一种非均衡的单向给予，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历经民族区域自治和脱贫攻坚，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区域合作、产业布局、要素流动不断优化，特别是脱贫攻坚战于2020年取得全面胜利后，为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启动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工作，不断夯实合作基础，健全协作体系，扎实推进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从非均衡的单向给予转变为亚均衡的倾斜发展。可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创新发展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具有优良传统和历史贡献，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前生”。
图片来源/摄图网授权
从生存保障到内生发展：共同富裕对区域联动发展提出新需求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进一步强化区域联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是“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十四五”规划明确“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等机制，增强受援地内生发展能力”。回望过去，对口支援推进民族地区发展总体承接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基本满足了民族地区全域全员“保民生”的生存型需求，但尚未达到“提品质”的发展型要求，特别是基于可持续性和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架构还存在一定差距，亟须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的跃升。面对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战略目标与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现实，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压力消解迟缓，东部省份财政压力加大、企业活力减弱，原有政治侧的帮扶效能逐渐减弱，亟须激发经济侧的优势潜能并形成长久动能。
站在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关键点上，区域联动发展要求民族地区必须突破经验惯性与路径依赖。民族地区自主发展能力长期较弱是现存的最大不足，集中表现为资金使用效率低、产业发展能力弱、居民就业水平不高，这既有发展需要一定时间成长的客观约束，更有发展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力强弱的主观约束，根源是仍停留在一方“给予”另一方的非均衡思想和行动状态。
共同富裕需要的是全体人民、所有区域基本相当的发展水平，实现这一愿景的核心在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关键在于找准双方协作的着力点。这就要求深挖并立足各联动主体优势，“撬动”紧密型、持续性跨区域发展机制的构建，即实现从非均衡单向给予的1.0版、亚均衡倾斜发展的2.0版，到双向互促且动态均衡系统化交融的3.0版。
从先天禀赋到发展动能：区域联动发展重在资源产业跨区域适配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其关键是实现优势互补。为此，要跳出把对口支援民族地区作为政府行政主导下一般性资源配置的“政治性馈赠”，而要立足各联动主体的行为偏好与能力差异、经济发展基础与优劣势、企业参与的意愿与可及能力，将资源异质性作为“撬动”从非均衡单向给予走向动态均衡系统化交融的切入点，形成新时代市场化背景下区域联动着力点的新探索，其核心在于实现资源产业跨区域适配，带来的是整体性变革，涉及自然、人力、科技等多种资源与传统、现代等多层产业，也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市场、社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的行为决策，重点是做好“四篇文章”。
在资源利用上做足适配文章。“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其本质是实现资源开发利用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从现实情况看，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呈现逐次递进的认知态势。就自然资源而言，民族地区大多拥有“绿水青山”，是促进发展的天然“绿矿”。就人力资源而言，已经从单向的劳务输出转变为劳务输出与东部企业入驻后的就近就业及技能人才回流的双重发展，对产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支撑力更足。就文化资源而言，这是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瑰宝，具有重要挖掘价值。
在科技赋能上做深适配文章。“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打破科学技术的掣肘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如果说资源利用更多的是挖掘与输出，那么，科技赋能侧重的是引入和转化，如何引入与当地资源产业相匹配的技术、如何实现先进技术在地化改造是关键。调研发现，产业转移协作与规模园区建设是主要实现方式。比如浙川两省以共建产业园区为抓手，强化规划先导与特色先发，注重因地制宜，注重科技赋能，新一轮对口援助以来已建成产业园区93个，其中位于长江首城宜宾的浙川纺织产业示范园肇始于2017年，充分发挥嘉兴作为国家纺织产业高地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优势，以及宜宾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拥有全球领先的涡流纺技术、国内最先进的喷气织机等，形成“浙江研发+四川制造”的协作模式，支撑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主导产业的蝶变，累计引进纺织企业45家，已集聚纺织产业链企业80余户，签约总投资276.8亿元，成为全国纺织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和名副其实的百亿级现代纺织城。
在市场拓展上做强适配文章。“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既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又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不少民族地区因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先天因素及企业自身市场感知能力偏弱，多局限于本地或周边市场，容量有限。而支援地企业因对民族地区产品了解不足、考虑运营成本等问题未能有效导入东部乃至海外市场机会，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机会未充分挖掘局面亟须打破。粤桂东西部协作积极探索努力打破这一掣肘，通过整合广东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以及广西在东南亚国家的较强市场渗透优势，双方共同搭建跨境电商平台，助力广西螺蛳粉等特色产品通过广东渠道进入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融安藤、竹、木等物料加工成园林工艺品远销美国、以色列、葡萄牙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粤桂正响应国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号召，以更大决心和努力拓展东盟及东南亚大市场。
在政策供给上做优适配文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落实好企业帮扶政策”，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受援民族地区政府积极参与支持东西部协作，重点是在给予优惠政策和提供便捷服务上下功夫，以“店小二”姿态主动担当，为东西部协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政务环境。除此之外，各东西部协作区域围绕留存电量、碳汇指标、土地指标、人才引育优惠、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等政策优势正积极向东西部协作的“飞地园区”转移，跨省流转也在积极探索与推进中，真正实现惠企力度最大化。
从单向给予到动态均衡：在区域联动发展中深化资源产业跨区域适配应坚持三个基本方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受原有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方式的惯性影响，当前与民族地区的协作仍具有一定的“政治馈赠”“印记”，与“经济联结”的共同持续健康发展目标存在偏差，资源产业跨区域适配有助于在“纠正偏差”中构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熨平”援受双方地位差异并在实现动态均衡中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共同发展。当然，基础发展条件的差异使资源异质性视域下对口支援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既可以是各自“独生”，也可以是借力“寄生”或协同“共生”，关键取决于两地资源和产业基础以及多主体的选择偏好与相互学习效果，但总体上要把握和坚持三个基本方向。
一是系统化推进是基本方向。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还是不同省市区对口支援的落地执行，都需要立足全局和长远科学统筹规划，谋定系统化推进的基本方向、思路、原则和目标。从国家层面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有助于更好衔接和效用最大化。从区域层面看，比如浙川协作要立足于四川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新机遇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使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粤桂协作要更加注重面向东盟、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成为周边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是市场主导是基本策略。资源产业跨区域适配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志援受群体的结合，进入新时代，更加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和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后优胜劣汰机制的响应与遵循。要特别注重协作产业园中企业协作模式的创新与可持续能力构建，深度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协作、双向考察的联合招商协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园区+农户”的多主体协作等模式。
三是分类施策是基本路径。民族地区或区位偏远，或生态脆弱，或位于边疆要塞，或文化习俗特殊，往往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促进资源产业跨区域协作绝不可采取“一刀切”、统一化的做法，要注重阶段差异、区域差异、文化差异，因时因地而异，重点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或水平主体、不同内容等都要实行差异化精准施策，进而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共同富裕。
（作者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教授）
总 监 制丨王列军 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钱龙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